这个夏天是属于杨笠的。哪怕你仍然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，也一定记得微博热搜里频频出现的段子：你为什么不上清华啊？是因为——不喜欢吗？
在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季的舞台上，有粉丝统计，她在一个段子里说了数十次的“你知道吗”；她自嘲颜值“刚刚好，不至于让人忽略才华”；李诞在微博上叫她杨笠宝宝。
但故事并不仅仅如此。
对杨笠来说，脱口秀演员不只是一个职业身份，也是一个缓冲带、一座堡垒、一种与世界和解的方式。甚至可以说，某种程度上，脱口秀这件事解救了她。
《吐槽大会》第一季播出前，到杨笠大学毕业之后的漫长的三年里，她都在无所事事和自我否定中度过。
她像是一个异形螺丝，永远不能嵌套在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里。她试图说服自己，也费力挣扎，最终放弃。
杨笠不算是一个好员工，坐不住，受不了朝九晚五；她不算是一个好的平面设计师，大部分时间拿不到尾款，也很难说服自己接受客户的要求，这种进退维谷的焦虑促使她在知乎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——“做一个90后喜欢的logo，是什么意思？”；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女儿，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多多少少要靠父母贴补才能在北京生活下去。
那个时候，她不关心生活，不关心别人，就是死磕自己的设计理想。
“北京的大街上有很多人，谈恋爱的男女、哄孩子的父母、出来逛街的朋友，只有我不知道在这干嘛，也不知道接下来去哪儿。”杨笠这样描述自己的寥落处境。
还好，2017年，她晦暗生活的转折点出现了——脱口秀。
终于，她成为了一个好脱口秀演员。这件事让她有了新的职业身份、稳定的收入，也迫使她走入人群，关注生活。没变的是她死磕的劲头。
在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季第六期里，杨笠排名垫底，有粉丝安慰她是因为家暴、恐婚的性别议题让观众接受困难。但她绝不肯顺势从别人递到手的台阶走下来。“不是这个问题。现场男观众不多，是我没说好。”杨笠说，“我在表达上又遇到了新的坎儿”。
这是一个27岁的女性经历过迷茫、抑郁、绝望，终于坦然站在聚光灯下的故事。
她因此获得了关切的目光。地铁里、798，总有粉丝能从人群里一眼看到她，但这并没带给杨笠什么成名的快感。“这哪算成名，我和李诞跑开放麦的时候，观众一看到他就倒吸一口气，恨不得扑到他怀里。”她说。
以下为杨笠口述：
越来越恨自己
我大学是在北京服装学院学设计的。我家在河北农村，从小地方到北京，发现大家都很洋气，见过很多世面，很多人高中就出国。相比起来，我就很没有存在感。
毕业之后，我身边很多文艺青年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这个社会。可能本来是学动画的，开始做UI，他还花一笔钱去报个班学。还有那些原来一聊起艺术来就要死不死的那种人，转头就为另一种东西背书，然后所有口径都变了。
我就属于另外一种很痛苦的人，自己待在家无缘无故就会哭。
毕业之后，我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经工作。我虽然是学设计的，但真正做设计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就半年。
这个职业是服务性质的。人家给钱就是为了让你达到他想要的效果。这个需要能力很强，心理素质也要很强，很服帖，才不会特别痛苦。我就都不行。能力也不行，心理素质也不行。一般改稿改到第二稿我就崩溃了。因为一旦我（把作品）拿出去的时候，就认为这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了。之后就是逼死我，我也改不出来了。
2016年，自由职业很火，大家都在淘宝上开店，我朋友也是。我就从他那边接点活儿。我就是那种坑甲方订金的设计师，但好在我也没坑过太多。
因为如果公司和公司之间合作，是可以谈判的，合同条款也很完备。但我们就是靠“撕”，要吵很多架。到最后我就会说，我不要这个钱，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。
我很痛苦。如果我完不成人家的要求，我就内疚，毕竟拿这份钱；而我完成了，我又觉得我做的东西傻，毫无认同感，更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我做的。
我可能就是吃不了这碗饭。我特别怀疑自己，觉得自己无法在这个社会上从事一份脑力劳动了。
我当时租的房子就在天坛，因为那边比较便宜，房租才1700元/月。房子就是原来的工厂改的公寓，一层一层住好多人，也有独立卫浴，但条件很不好。
然后，我就在附近的天桥艺术中心找了份场务的工作，那就完全是体力劳动。不用正常坐班，有演出的时候提前几个小时到就行，我就负责检票、领位。
很多时候也跟观众吵架。
天桥艺术中心放很多音乐剧，其中一个规定就是，如果观众迟到了，就必须等到幕间休息才能进。但是大家接受不了这个，就觉得票都买了，现在里面正演，怎么可以不让进。但团体是这么要求的，我就只能这么做。
一和观众吵架，我就特别可怜。只能用身体抵住那个大门，观众的脸近到就在我面前。我同事有时候还捱打。
但这已经算是心态比较平和的一年。之后也无聊，也觉得这工作不对，我就又辞职了。其实，回头来想，这个工作我能干一年，也是因为不用正常坐班。工作地点离我家近，我走着、骑着自行车就可以去。
当做事情总失败的时候，是不可能相信自己的。你会在不断放弃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就越来越恨自己，越来越瞧不起自己，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。
脱口秀挺带劲
我就觉得自己特别不顺利，也不知道每天能干什么。平时有看综艺节目的习惯，就看到了《吐槽大会》第一季。我就开始想做脱口秀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职业。只是我有的是时间和抑郁的心情，就特别想表达。
北脱招新，我准备了一周的段子就去演了三分钟。当时只有一个段子“响”（观众有笑声）了：
我为什么来这儿呢？是因为我来之前看你们的演出，受到了震撼。这都行？那我也行。
之后我才知道，这个段子是被很多人反复讲过的。
其实后面讲的具体内容我都忘了，应该是说屎尿屁类的。但我记得上台那种感觉——巨紧张，所有能想起来的词，一股脑全说了。也没有什么节奏，观众也没有怎么笑。但是那三分钟讲完就觉得挺带劲。
因为从小长大，人肯定是被压抑的，表达欲也没有被满足。正常情况下，没有十几个人听你一个人在讲话，不管你讲的是什么。这个事情对我来说，本身就带劲。
我上了台一开始是特别不好笑，我特别严肃，只有一堆观点，没有笑点。我虽然不好笑，但还是想继续说。再加上当时这个圈子里的人很少，凡是有一个新人，大家都会帮助、鼓励。我觉得很温暖，就这样在大家的鼓励中坚持下来了。
后来，我是2018年10月份去的笑果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得再往前走一步。
首先在北京待得有点烦，没什么新鲜事。脱口秀这件事我能坚持下来，也是因为不断有新的刺激——开放麦是有等级的，然后是商演、另一个更高级别的商演，就像打游戏通关一样。但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没有新的刺激了。就是日复一日地演，疲惫感特别强。
之后，我和CEO贺晓曦见了一下，就安排了去上海的演出。当时程璐也在，他说看过很多新人写的段子，觉得我的感觉是对的。他非常打动我的一点是（靠谱）。他说：“你可以来写，我不保证你一定能写出来，但你先来写。”这个一听就是实话。
脱口秀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，是能做点事情的。它起码让我知道，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，这是一个社会身份。还有，我做成了一点事情，也对自己产生了一些信赖感。
更重要的一点，我真是做了脱口秀才完全能养活自己、赚到钱。
之前，我没有工作的时候，都是靠父母定期给我打生活费和房租。我也不出门，就没有花销，衣服也不买，吃也很省。我就靠每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妈妈多给我5000块钱撑下来。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给孩子压岁钱的习惯，也完全不记得彼此生日。每次她给我打钱，我就很难过，觉得自己做得很差。
脱口秀虽然一开始不能全部养活自己，但能赚到一点钱，我就去赚那一点，后来发现能赚更多，我现在就去赚更多的。
所以我父母知道我在做这个工作很开心。因为我有钱赚了，性格也变得更开朗了。
笑，不是最高目标
我的尺度就是让人不舒适。
我天生对对内容把控就不敏感，我在讲这些东西是没有感觉的。我觉得为什么不能讲呢，是能讲的。直到我讲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观众开始有害怕、紧张的表情，我才知道，哦，这是不能讲的。
关于屎尿屁，还有所有女性不适合说的话，我都想试一试。
因为对什么东西有感觉是固定的。我不认为别人写出来的段子，我就都能写出来。
比如我有一个段子是说我的卵子活性比较强。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是有自我满足感的，我就会觉得——我就让你不舒服一下，你又能怎样，我就说了！
有人说——你不要写尺度这么大的，你会依赖尺度。
因为观众在尴尬下，是会笑出来的。当时这个话对我伤害挺大的。我就摇摆，自己想了很多，想自己适不适合做脱口秀。
2018年我一度有抑郁的倾向。
我在一个线下开放麦，具体讲的段子可能类似于《脱口秀大会》第二季上“乱扔垃圾，No，No”的感觉。当时角落里有两个穿衬衫马甲、拿着两瓶酒的人，听完就说了句“好骚啊”。
我立刻就怼回去了。因为下面一个段子要讲一个猥琐的人，我就直接说“就像下面这两位观众”。观众都听到他们俩说的这句话，所以都笑了。
当然，场子是没有砸的。但这个话伤害我了。那一秒钟让我有大叫、骂脏话、毁了这一切的冲动。我目前为止，人生只有过这一次，特别抽象的感觉向我袭来。我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突然隔了一层。
其实，对那两个人，我也不生气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抱着这种目的做，为什么带给他们这样的感受。
之后我反思过，我不想走捷径，更不是带着恶意、猥琐的心态去做这件事，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值得一说。
现在，《脱口秀大会》暴露了我的问题——没办法把一件事说透。我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坎儿。
其实，我从入行就一直想，我是不是就只是搞笑就可以。笑是不是最高目标。
录节目也有人问我觉得谁好笑？我说卡姆。又问我想成为卡姆吗？我说我不想。看到卡姆这些人，我也会反过来想一下自己，我肯定是做不到这么好笑的。就像很多同行说我写的东西属于解恨。
原来，一个段子说出来，我觉得只要观众笑了就行了，现在很多时候哪怕观众笑了，我也觉得不行，应该更追求结构上的、立意上的东西。
虽然很烦，但是我不着急。脱口秀，它让我感觉自己才刚刚开始。